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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市位于滇南，看上去是个安静、悠闲的边陲小城。尽管财政并不宽裕，但街道井井有条，清扫得干干净净，夜晚华灯溢彩，亚热带的微风抚摸着脸庞，阵阵绿色的味道沁人心脾。思茅与云南省一些同类县级市相比，显得很有都市特点。说到市政建设，思茅人对他们的前任市长谢韬还是有些赞美之辞的，说这位上任时才二十八九岁的市长在这方面颇具魄力，为思茅城增添了几许现代感觉。
实际上谢市长不仅在思茅，而且在云南省的官场上都是名闻遐迩的人物，在年轻得不能再年轻的时候就担任市委副书记和一市之长，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令许多同龄干部艳羡不已。
1999年12月，谢韬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逮捕。这一无情的现实使得那些连篇累牍地对谢市长的溢美之辞看上去显得滑稽和可笑。
据悉，检察机关将指控谢韬涉嫌挪用公款25万元给其妹妹的服装厂使用、收受他人贿赂，并违规在企业报销了1．6万多元的礼品和餐费发票等。检察院的侦查已近终结，近期拟向法院提起公诉。
一个年轻的市长倒下了，他的结局意味深长。他“辉煌”而短暂的政治生涯留给人们的思考确实很多，从他身上折射出“权力新贵”们的道德弱点和未加节制的权力欲望。
谢韬9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被分配到云南省经贸委任科员。1995年，下派挂职到思茅，任市长助理。他很快朝气蓬勃地投入到工作中，尽职尽责，根据实际提出了多项国企改革方案，显示了敏锐的思想，大家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第二年，谢韬升任副市长，不久再升任市长。特别是当市委书记调往省城后，谢市长主持了市委全面工作，实际上成了思茅的一号人物。大家还记得，当地委刚宣布他主持市委工作没几天，他就以迅捷之势搬到了市委办公楼里。
市里的官员回忆起谢助理刚到任时的印象说，那时候他很谦虚的，为人处事大家还能接受，工作也勤恳。啊呀呀，当上副市长、市长以后完全变了，独断专行、惟我独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听不进反对的意见。特别是在干部任用方面，家长制作风突出，拉帮结伙，排斥异己，使思茅的干部队伍乱成了一锅粥。
3年任免干部1288人次
思茅市一位资深老领导说：“谢韬在任时曾经对我说过，你们老同志是靠能力和资历来树立威信，而我年轻，做不到，我必须靠不停地撤人、换人来树立我的威信。”
这种不经意间袒露出的思想成为这位市长极其频繁地、随心所欲地撤换干部的心理依据。当地人记得他的一句名言：“不换思想就换人。”思茅市政府系统和乡镇加起来，正副科局级干部约有300来人，但从1996年至1999年谢韬“离任”前，整个思茅市任免干部多达1288人次，平均每年任免干部429人次，最多一天讨论任免干部70多人。有心人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计算：思茅市科级以上干部平均每人被变动过3次以上，有的干部一个月被变动两三次。据说在此期间只有两个局长“幸免于动”。
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思茅市委副书记赵家藩对大量而频繁地调整干部提出异议，认为非政府换届期间涉及太多干部的职位变动不利于工作，并指出任免程序有违规章、缺乏民主决策，领导先定了调子再让组织部门去考察。他的意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连续不断的任免撤换干部不仅有助于树立年轻市长的权威，更重要的是可以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悟透官场奥妙的评论说，把持干部仕途命运，玩弄权术，是政客惯用的手法，但毫无顾忌地、大面积地任免变动也反映出了决策者政治上的幼稚。
收破烂者传说的现实印证
相信这个流行在思茅的民间传说是杜撰的，但它并非毫无依据：一个收破烂的人在市政府大门外大声吆喝，这时里面出来一个官员模样的人亲切地问他是不是湖南人，他莫名其妙地点点头，于是他被告知不必收破烂了，明天来市政府报到上班，突如其来的美差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祖籍湖南的谢韬在任期间力图树立自己的改革者形象，尤其在人才引进和干部任命两方面招数最猛。1997年，思茅市引进了100多名大学生和外地工作人员，其中很多人成为乡镇和部委办局的科级干部。为了使这些人找到合适的位置，市政府决定新成立30个居民委员会，分流90名原来的干部到居委会工作。由于一次性引进的大学生太多，市政府向省级人事部门申请了60多个公务员编制，吃财政饭的人又增加了一批。
据知情人介绍，谢市长原籍湖南，在中越边境的云南省河口县长大，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因此在引进的人员中，湖南人、河口人和云南民族学院毕业的同学占了相当比例。
纪律检查部门调查发现，人才引进过程中假冒伪劣不少：假文凭、假身份、假户口、假工龄、假档案等等，不一而足。有时为了提拔某人，还要求突击入党，指示强行通过，这个支部过不了就换到另一个支部去通过，有人从递交《申请书》到入党仅用了12天时间。
人人忙着琢磨市长的心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采访者认为，指责所有的引进人才皆庸碌之辈是不公正的，其中也不乏优秀分子，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过于年轻了，缺乏起码的基层工作经验和阅历。有人连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没搞清楚就去负责农村工作，岂不是误事吗？
这位知情者说，当时市政府急于建功立业，对工作提出了高指标，因此对干部采取了“不行就马上换掉”的简单处理方法。乡镇、政府部门为了表现业绩，负责人为了保住职位，纷纷虚报成绩，浮夸之风弥漫开来。
“不换思想就换人”走到极端时，思茅的干部们人心惶惶，根本无心工作，先保住乌纱再说。“大家整天只忙着相互琢磨，琢磨市领导的心思，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吹牛拍马、阿谀献媚之风腐蚀着干部队伍。”一名中层领导感慨地说。
由于部门负责人变换得实在太频繁了，许多人根本来不及熟悉情况和显露才干又被调离，几乎没有片刻的稳定，工作陷入混乱无序甚至瘫痪状态。
干部队伍的混乱引起了公愤，思茅地委采取了干预措施。从今年初开始，纪检、组织部门对思茅市的干部队伍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检查清理，31名“涉假干部”和“问题干部”浮出水面，目前已经处理、清退的有19人。
检查清理工作启动前后，一些外来“人才”闻风而逃，其中有些甚至未办任何手续就消失了。
“权力新贵”的为官之道
思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初是老资格的纪检干部，他讲述的两件事情很有典型意义。
1998年，市政府提倡市长们骑自行车上下班，以树立廉政形象。市政府为每位市长配备了自行车，请来电视台守在市政府大门口拍摄新闻，并跟踪着谢市长拍摄，一时传为美谈。事实上，这个有“作秀”之嫌的做法没有坚持几天就无疾而终了，还成为街谈巷议的笑柄。
另一件事情是，李书记有事要找主持市委工作的谢韬汇报，按他们的规定要见谢得先通过值班室秘书，再经过谢的秘书安排。李很不以为然，到了市委办公大楼第四层，楼道口还有铁门关着，气得李书记以拳猛捶。
当地干部普遍认为，谢韬为官失败在于他一直有一个错觉：把编织政治关系网看作是升迁和执政的关键手段，认为在官场只要有后台，什么都不怕。他们举例说，他经常飞到省城甚至京城，设法结识官场上的显要人物，回到思茅后传达各种指示，作为炫耀的资本。比如在北京见了谁谁谁，在昆明坐了哪个省领导的车，省领导对思茅的工作很赞赏，组织部里有自己的朋友……他竭力要使人们相信，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深不可测的关系网，有着很硬的后台。在过去的两年中，尽管本地电视台经常播放他深入基层的新闻，但在思茅是找不到市长的，他们的谢市长远在昆明或北京遥控指挥。有时下了飞机就通知电视台跟着拍摄市长下基层的新闻，连续播放。市长往往是作完指示后又匆匆离去了。
在思茅采访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苦苦思索，一个本应年轻有为的干部为什么很快就从政坛陨落了？客观而言，谢韬并非一到思茅就是一个“坏人”，促使他急速转变的是他身边的环境。由于权力来得容易，由于他若隐若现的“背景”蒙蔽了一些人，这位年轻的市长渐渐胆大妄为起来，谁都不放在眼里，最终走向了可悲的结局。
《中国青年报》 2000年0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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